“立规矩”的地方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6-01 08:26:26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党成立伊始，就强调立规矩、讲纪律。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强调严纪律、立规矩，又有何战略考量，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从1947年10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到1948年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已经进入最后时刻。历史不仅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及时完成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把革命取得胜利、即将执政全国的严峻考验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于胜利后有些共产党人可能经不起执政考验、可能出现腐化堕落的倾向及其对革命产生的危害，毛泽东同志早有清醒的估计。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同志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跳出历史周期率”，“不做李自成”，要求全党不骄不躁、继续革命。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从中央的九月会议、一月政治局会议，到七届二中全会，我们党在西柏坡建立和执行了一系列规矩、制度建设，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尤其是“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七届二中全会定下的诸多规矩和制度设计，为党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人民建设共和国大厦夯实了牢牢的制度基石。
提出“两个务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告诫全党，“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预防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把全国执政称作是进京“赶考”，说：“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同志以“赶考”的清醒和“两个务必”深刻回答了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这包含着对历史的深刻总结和忧患意识，包含着对我们党宗旨的深刻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我们党和军队向来是以严格的纪律著称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形势所迫，中国共产党和军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这种形式曾经适应当时革命具体情况，促使各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西柏坡时期，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多数城市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这种地方主义现象已经严重地不适应甚至背离革命形势的发展。1948年1月7日，在解放战争转入进攻阶段后，毛泽东同志在陕北杨家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召开九月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再次针对党内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以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增进了党的团结统一，极大地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毛泽东同志针对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习气浓厚的情况，为党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开篇就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强调应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系统阐述了12种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书记要善于当好“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紧抓”中心工作；心中有“数”；谦虚谨慎、力戒骄傲等等。这些制度建设和工作方法总结了我们党的成功经验，对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这些制度规矩，对我们党“进京赶考”“考出一个好成绩”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高度重视“两个务必”，始终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扎紧扎密扎牢制度的笼子，陆续制定、修订《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作出一系列重大制度性安排，如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等，健全一系列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机制等，有力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纪检监察处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