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要“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制是新中国七十年有效治理和治理优势的根源。执政党本身建构了一套自上而下、全面覆盖、上下联动、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体系囊括五级政党机构和所有基层组织，同时覆盖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并以组织化形式进入立法机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群团等机构，通过党委（党组）的组织领导、政策贯彻、干部选拔任命、学习教育活动和监督考核等具体机制实施制度化领导，拥有一套完整的党的领导制度。这套体制中，横向来看，各个系统集中于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领导之上；纵向来看，党的内部又存在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纵横交错中权威最终集中于党中央。整套体系因此形成了一个覆盖各个系统、各个层级的整体性结构。
　　那么，党的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权威高效，能够实现党的意志和政策目标，完成治国理政的基本任务与功能，实现国家有效组织与整合。
　　第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保证制度具有长期稳定性，不因一时一地某些特殊或具体利益而变动，而是着眼于长期目标、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步骤、有计划、有战略、分轻重缓急地接续完成治国理政的任务与目标。这一稳定性和长期性由于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性质进一步强化，因而具有更为远大的历史性目标追求。
　　第三，具有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制度的长期性与制度弹性并不冲突，在制度目标和战略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具体制度不能过于僵化、脱离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问题导向型”政党，执政过程中的政策拟定与选择，能以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薄弱环节、具体目标为中心，根据问题与目标不断调整战略与政策，根据不同问题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少西方学者特别看重这一点，把强调问题意识、实践导向的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能够不断“自我调适”的“弹性”政党，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第四，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制度僵化外，西方国家还存在“家族制复辟”的倾向，制度仅代表部分特权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实际上，不仅如此，就其政党本质而言它就仅具有部分代表性，西方不同政党代表着不同群体或阶层利益，其执政后的政策自然也会如此。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是大众代表型政党，其性质决定了它领导下的制度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
　　第五，具有约束与激励并举的制度效应。中国共产党内部拥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制度，这是其治国理政能力的制度保证，也是整个组织初心与使命、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制度也有激励的维度，通过学习制度、竞争制度、提拔制度等，激励干部干事创业、完成治理任务。（监察室摘编）